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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娱乐场被指荒唐,四件单价228元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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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门新萄京娱乐场被指荒唐,四件单价228元莫代

近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结束了公开征求意见,这个条例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职业打假人的关注。根据近年来法院审理的一些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北青报记者发现,虽然到现在仍然备受争议,但职业打假人逐渐呈现出团体化、专业化等趋势,诉讼内容也逐渐有了固定模式,并出现了专门进行互联网打假的“网购职业打假人”。 房山一年23件食品维权案 全部涉及职业打假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实施,其中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意味着在食品药品领域,“职业打假人”也可以主张权利,“消费者”身份不再成为主张权利的限制,他们也从幕后走向了前台。而在此前,在众多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中,被告上法庭的商家几乎都会强调对方是“职业打假人”,不能算消费者这一理由。 随着职业打假人在法律上的被认可,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大幅增长。甚至出现在某个法院,审理的涉及食品消费者维权的诉讼全都是职业打假人提起。以北京房山法院为例,2015年10月至2016年9月初,这一年间,房山法院共受理涉食品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23件,这23件案件全都涉及职业打假人。 对于如何确认职业打假人身份,据了解,在开庭的时候,有时候法官会问起诉者是不是职业打假人,有时候被诉的商家也会问,而职业打假人一般都会直接承认自己的身份,甚至有时候不需要问他们会主动说出来。 一位经常参与这类案件庭审的人士称,其实职业打假人非常容易识别,“来法院的频次高、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多。” 而据房山法院法官介绍,他们在审理中发现,职业打假人不同于一般消费者,他们具有相当专业的行业知识,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法定惩罚性赔偿谋取利益。在流程上,职业打假人在购买涉案商品后,首先会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举报,行政执法部门作出处理结果后,职业打假人便利用处理结果与商家协商赔偿事宜,如果协商不成,职业打假人便以此作为事实依据或证据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 职业打假人呈专业化 有师傅带徒弟打假 国内职业打假人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1994年左右,当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一条 “退一赔一”的规定,这很快造就了一大批职业打假人。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几经修改,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日渐完善的是职业打假人也在不断变化。 近几年来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件反映出这一群体逐渐呈现出家族化、团体化和专业化的趋势。 在家族化方面,有的职业打假人从刚开始单枪匹马作战,到逐渐有亲属加入打假团队,形成一个“打假家族”,比如四川成都便曾出现过兄弟姐妹全部进军打假行业;在团体化方面,职业打假人往往会组建一个打假团队,包含若干人,在团体中涉及不同的专业领域,这样可以实现覆盖面更广,此外,团体中也会进行明确的分工,有的人专门负责寻找可能有问题的商品、有的人专门购买商品、有的人专门做鉴定投诉、有的人专门负责起诉打官司。 据介绍,在一些职业打假人案件中会出现师傅带徒弟打假的现象,师徒两人共同出庭应诉或者徒弟应诉师傅观摩,“有一次,庭审刚结束,坐在旁听席的师傅便开始对徒弟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总结评价,然后指出不足,哪些需要改进。” 而在专业化方面,除了对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非常熟悉,职业打假人也开始逐渐变得专业,比如在食品领域,他们会选择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去学习,掌握某种食品的行业标准。在一起涉及香菇产品的庭审中,职业打假人甚至可以通读香菇行业标准。 诉讼内容成模式 多数以包装标识为由起诉 北青报记者查询近年来食品权益案件涉及职业打假人的案例发现,他们在起诉内容上也形成了相应模式。 唐先生在某超市购买10瓶进口葡萄酒,购买后发现涉案葡萄酒没有中文标签,没有标注中文名称、配料表等内容,于是向食药局举报。后食药局认定超市销售的葡萄酒违反法律,对超市作出行政处罚。唐先生与超市协商没有结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超市承担退货及价款10倍赔偿。后法院支持了唐先生的诉讼请求。 类似唐先生这样的职业打假人,以商品包装、标签说明、成分标识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向经营者索赔的案例非常多,他们认为,食品标签、说明书、成分标识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不是标签瑕疵,而是生产者、经营者“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并以此理由提起诉讼。 在起诉对象上,他们几乎都是以销售涉案商品的经营者作为被告,很少有以生产者为被告的情况,对于这种现象,一位业内人士认为,以经营者为被告是最为经济的诉讼方式,而以生产者为对象会存在生产商在外地、不好找人等情况,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在诉讼要求上,他们一般不要求追究经营者的违约责任,而是向经营者主张食品安全责任并要求10倍赔偿。 现网购职业打假人 多选择大网站 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职业打假人也将目光投向了购物网站,并出现了一批专盯网站的“网购职业打假人”。在一些地方的法院,网购维权案件中原告为职业打假人的甚至占到了全部案件的9成。 王女士在天猫、京东等网络购物平台上分别购买了多种商品,涵盖电器、食品、生活用品等多个领域,随后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商家涉嫌虚假宣传为由分别将生产商起诉至法院,除了诉请退还购物支出外,还要求获得相应的赔偿。通过这种方式,焦女士半年之内共提起了7次诉讼。 北青报记者查询案例发现,目前国内较大的购物网站几乎都曾被职业打假人起诉过,比如,某购物网站曾经被3名消费者起诉了50次,其中两人承认是职业打假人。 在这起案件中,两名职业打假人在某购物网站上购买了即食燕窝,他们认为涉案商品外包装标明的配料中含有芦荟,但国家规定如果芦荟没有经过安全性评价证明能食用,是不能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便起诉到法院,要求“退一赔十”。最后获得法院支持。 在网站选择上,网购职业打假人选择的网站一般都是大众熟知的网络购物平台,如天猫商城、京东商城、一号店等网站,这些购物网站销售量大,涉及消费群体也大。比如,一名职业打假人专门在某著名购物网站上买行车记录仪,然后就去法院起诉,先后买了10几次之多。 在网购职业打假人案件中,还出现了一种情况,打假人首先会去实体店购买认为有问题的商品,然后起诉实体商家,在获得支持后,他们会再到购物网站购买相同的产品进行起诉,法院曾经出现过某款产品被不同打假人在不同网站多次购买然后网站被多次起诉的情况。 而在购买的商品上,网购职业打假人一般选择购买食品、保健品类商品,“这类商品更容易在标签上挑出毛病。”

摘要:警方摧毁职业索赔敲诈团伙,单价228元背心索赔2.1万元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商场销售的服装按规定都要在标签上注明面料的成分,偏差不允许超过5%。他们的行为和消费者合理维权之间有什么区别

­ 超市售假货 知假买假求退赔有何错

  原标题:维权打假还是敲诈勒索?警方总结定性关键:是否以公益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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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高先生在一家超市买了总价3万元的164瓶“玛咖酒”后,以该酒品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要求超市“假一赔十”,最终,法院一审判令超市退款并支付给高先生30多万元赔偿金。然而,超市方面却辩称,高先生是“职业打假人”,不应简单按照司法解释裁判,目前已向昆明市中院提起上诉。

  假冒伪劣商品令人深恶痛绝,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持续打击整治。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一批职业打假人,他们巧妙地运用国家法律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对打击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在这一群体中,却滋生了一批以“打假”“维权”为幌子、大肆勒索钱财的“另类职业打假人”。近日,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就破获了多起利用类似手法“打假”“维权”的违法犯罪案件。

商场销售的服装按规定都要在标签上注明面料的成分,偏差不允许超过5%。在杭州,有人专门批量购买面料成分标注不准确的服装,获取鉴定报告之后再向商家索赔,四件总价值不到一千元的背心,要到了两万多元的赔偿。有商场店员也被吸引,辞职加入这个组织。杭州警方最新通报,以涉嫌敲诈勒索,控制了这个组织的11名成员。他们的行为和消费者合理维权之间有什么区别?法律的界限在哪里?

­ 高先生买这些酒时,超市方痛痛快快就卖了,做成了好大一笔生意,然而当他们被高先生告上法庭时,又辩称对方是“职业打假人”,拒绝退赔,超市这种前后矛盾的表态根本无法自洽。一方面,这家超市出售假货,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消费者不能知假买假?这样的逻辑,实在无法令人认同。

  “打假”还是“假打”?

去年11月,浙江杭州下城区天水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内一家商场走访,听店员吐槽说,遇到了“专业”的消费者维权。天水派出所刑侦组警长武振雷介绍:“消费者在商场里购买了几件背心,标注的是100%纯棉,送到专业的鉴定机构鉴定之后发现棉的成分是97%,另外有3%是其它成分。”

­ 在本案之中,超市方所售的“玛咖酒”根本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当然也就谈不上符合对应的食品安全国标。超市方在进货时,本有验货之责,既然所售玛咖酒标签上关于生产许可证含有虚假内容,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关于包装上标签的强制性规定,超市为什么还上架出售?这样的商家,如今被判赔30万元,可以说完全是自作自受。

  商家报案引发定性困惑

根据纺织品纤维含量的标识国家标准,用“100%”或者“纯”“全”表示纤维含量,允许偏差为0;含有两种以上的纤维时,除了许可不标注的以外,在标签上标明的每种纤维含量允许偏差为5%。这些维权的消费者据此提出商品不合格,向商家索赔。每件228元的背心,4件总共赔了21000元。

­ 普通消费者受制于时间、精力,对一些法律规定和商品知识不了解,面对经营者与生产者,处在明显的信息劣势。精通相关法律与维权流程并以此为专业的“职业打假人”,正可弥补普通消费者不善维权的短处,倒逼商家守法规矩经营,使其不敢肆意知假售假。若对职业打假人区别对待,使“知假买假者”无法得到法定赔偿,恐怕正中某些无良商家的下怀。

  2017年12月,大连市西岗区某海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到西岗分局北京街派出所报案:有人以该公司产品裙带菜“所标注的能量与实际标准不符”为由,对其勒索3万元人民币。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当场将前来与商家商谈赔偿事宜的嫌疑人马某抓获。

警方调查掌握到30多件类似的案例,有人在去年“双十一”前夕买了两件总价将近2千元的衬衫,同样以面料成分与标识不符为由,索赔5万元,经过协商,最终拿到4万元。武振雷说:“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多少倍赔偿的标准,会根据柜台在商场里面的位置、营业规模、经营状况等随机提出一个他们认为的价格。我们调查显示,索赔价格是购买价格的十几倍、二十几倍甚至更高。”

­ 像本案涉案超市这样,以对方是“职业打假人”为由,试图逃避自身食品安全责任,是十分荒谬的。对消费维权案件的审理,就该像五华区法院这样,就事论事,依法而行,决不能搞“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经调查,警方还原了事情的原委:该打假人前段时间在大连市内的北京街、兴工街、三八街等地的家乐福大型连锁超市内,花4800元将一种裙带菜商品全部购买,并第一时间到超市服务台以“标注能量与实际标准不符”为由进行投诉,称质量有问题。商家于是联系供货商,让其出面解决问题。

武振雷介绍,商家们通常认为是遇到了较真儿的消费者,都选择赔钱了事。但民警认为这其中可能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商家不认为这是案子,认为只是顾客的维权行为。有一些专柜的负责人还比较抵触到公安机关报案和反映这个事情。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商场、厂家、社区民警做思想工作,得到了他们的配合,对相关证据进行了固定。”

责任编辑:郑莉莉

  在双方商谈中,马某向商家提出退款并支付商品价格10倍款项以解决此事,心有不甘的商家则答应可以退款,并提出请马某吃顿饭以示歉意。马某当即拒绝,并称:如果超市服务台未能解决此事,他就到超市所在地区的工商质检部门再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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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商家果然接到工商部门转来的客户投诉,要求商家出具材料说明情况,并与客户进行交涉。此时,商家虽有退却之意,但仍抱着一线希望与对方周旋。就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后,马某便一纸诉状将商家直接告到了法院。

买手在专柜选购 本文图片均来自浙青网

  此时,这个团伙的其他成员一 一登场:有的装“黑脸”,提出购买了4800元的问题商品,如按10倍赔偿,则需要赔偿48000元;有的装“红脸”,以好心人的身份出面圆场,提出只要赔偿3万元就可以了。商家别无选择,只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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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究竟属于打假行为还是刑事犯罪?经过进一步侦查了解,对于该案的定性,民警陷入了困惑……

嫌疑人

  “李逵”还是“李鬼”?

警方调取了商场的监控录像,询问商家,了解到这些“专业消费者”背后的活动规律。武振雷说:“对受害人银行转账流水的固定,摸清楚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宿轨迹和行车轨迹判断,在2018年11月,将这个涉嫌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王某和郭某抓获。”

  来自《案件登记簿》的报告

武振雷介绍,王某和郭某都是80后,他们招募的“买手”以年轻女性为主,对服装面料有一定了解。他们选定目标之后,通常一次性购买多件,取得鉴定报告之后再找商家索赔。一位曾经受理他们索赔的店员,也选择加入这个“赚钱更快”的组织。

  随着侦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民警将这个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内部人员构成和活动情况梳理出了个大致轮廓: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内地出现“知假买假”,再依法索取加倍赔偿的“职业打假人”。杭州警方打击的这种行为,跟依法维权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武振雷表示:“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在前期正常购买、鉴定,甚至跟商场沟通赔偿的问题,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后期的维权过程中,性质就变了,一旦不满足提出的赔偿数额,他们会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比如在商场专柜内静坐、阻挠其他顾客购买商品,影响商场正常的经营秩序等,甚至对当事的服务员或者柜台负责人进行语言威胁,比如‘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下班之后给我小心点’等软暴力的方式。”

  该群体由4男2女组成,成员组成以夫妻、姐弟和邻居发小等关系为主,内部分工明确。主要成员马某(男,32岁)、李某夫妻及小舅子娄某、崔某夫妻俩。据初步调查显示:自2015年开始,这个群体共在大连市内以相同的手法“打假”近百起,获得“赔偿”50余万元。还有很多受害人在被“打假”后因为自身违规销售行为,并没有报警。

武振雷强调,嫌疑人在维权过程中,没有通过正规渠道反映过问题:“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跟商场沟通都会提出‘如果你不满足我,我会去工商、消协去投诉’,这是他们的一个手段,但是在我们受理的30多起案子中,经过调查,嫌疑人没有一起是向工商或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过的,没有一起是通过正当维权途径达到索赔目的的。”

  翻开北京街派出所的《案件登记簿》,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对11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9人已经移送检察院起诉。

  ——2017年12月27日,马某与崔某来到“××进口商品”超市内购买了价值600元人民币的商品,到收银台付款索要购物小票。之后,二人立刻告知收银员自己是专业打假的,此次购买的商品中文标识不合格,要求“赔偿”人民币3500元。

疑似职业打假人获十倍赔偿,法院:打假者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2017年12月28日,崔某窜至“××生活馆”,购买了15瓶达姆新星啤酒。结账后,崔某以该啤酒没有中文标签为由,索赔获利1000元。

知假买假的打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是否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金?2019年3月22日,青岛中院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一起民事纠纷判例中对上述两问题均予以确认。

  ——2018年1月1日,马某又来到该“××生活馆”内购买同品牌啤酒,要求开具发票,后要求“赔偿”人民币500元。

这份二审判决书中表述,“即使是社会公认的职业打假者购买生活资料时,也改变不了其消费者的身份。”“当所有的消费者都觉醒了,都成为潜在的打假者了,那么制假、售假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市场。”

  ——2017年12月8日,马某、崔某等人到某饭店吃饭,并购买店内冬虫夏草酒(42度)两瓶,吃饭后到收银台称该酒标识不完整,没有标注“孕妇和婴幼儿禁止饮用”的说明,要求10倍赔偿,索要“赔偿”人民币3000元。

在上述民事索赔纠纷中,山东一名原告在超市购买12瓶没有粘贴中文标签的进口红酒,花费2万余元,进而将超市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告上法庭,索赔十倍赔偿。该诉讼请求得到青岛中院支持,判赔20余万元。

  ——2016年8月至2018年1月8日,马某伙同崔某多次到大连××超市店内,购买未贴中文标识的商品后进行“打假”,获利人民币3500元。

法官在该案判决书中写道:

  ——2017年10月8日,马某两次到黄河路“××甜品店”,以“食品营养成分表不符”为由要求10倍赔偿,获利1200元人民币及购物卡若干。

“如果不准知情的消费者打假,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知情的消费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费者又不准打假,则制假售假行为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2017年3月,马某到某食品商行,以该商行售卖的威化饼干营养成分不符为由,要求“赔偿”3000元人民币。

“有些人把法律的枪口对准打假者,做出让打假者痛,制假、售假者快的事情,背离最基本的人民意志,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人民的意志。”

  ——2017年7月起,马某伙同娄某多次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食品中文标识有瑕疵为由,要求“赔偿”人民币1.5万元。

“打假也需要专业,如果多次打假者可以定义为职业打假者的话,那么职业打假者就是消费者的先驱,自然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2017年5月前后,马某、娄某到工商所投诉大连某商贸有限公司产品有问题,要求赔偿10万元。后经该公司人员与马某谈判,将赔偿款谈至6万元。2018年1月2日,马某等人再次在超市购买该公司茶叶产品,以“遮盖产品信息”为由要求赔偿1500元,获利800元。

红酒纠纷:同时起诉多个不同被告

  ……

该案事实部分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均予以确认。

  纵观这些报案,无一例外都是一种手法:马某等人有意选择购买“有问题”的商品后,就会联系店家,威胁店员若不赔偿就会去工商部门举报。这时,绝大多数商家或是因为心虚或是因为担心影响生意,基本都向他们妥协。马某等人收钱后,便会向工商部门撤回投诉;遇有不妥协的,他们就会向法院提起诉讼。

判决书显示,2018年7月1日、7月5日,山东曹县男子韩磊在青岛市李沧区多美好批发超市(下称“多美好超市”)处先后两次购买了各六瓶SALVALAI红酒,共计12瓶,韩磊通过刷卡方式向超市支付酒款共计20160元。

  有时他们的“打假”手段是这样的:在某商家店内购买10盒烟,每一盒烟要一张小票,每隔半年投诉一次;对于那些“乖乖就范”的商家,他们也会隔三差五打电话,一会儿称“打麻将输了要借点钱花花”,一会儿又提出“需要到各大商场超市扫货,让商家出车”……

韩磊向法院提供了购买过程的录像视频,拍摄的内容显示了其进入店铺、购买进口红酒、取货结账付款、携购买的红酒走出多美好超市及上车查验的全过程。

  对于这种以“打假维权”名义向商家索赔的案件,办案民警在与检察机关多次会商研究后,梳理出这些案件的几个特征:

在录像视频中显示,韩磊上车后将所购红酒拿出检查,并将每瓶红酒酒瓶360度旋转拍摄,以显示酒瓶上均没有粘贴中文标签。庭审中韩磊向法庭出示涉案的红酒12瓶的实物证据,没有中文标签和中文说明。

  (1)不是以公益为目的;(2)不是在使用商品时发现,而是有意知假买假;(3)大量“扫货”,有明显的目的性;(4)以此作为赚钱的谋生手段。

韩磊认为,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该红酒属于禁止进口的产品,被告明知该红酒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仍然向他出售,侵害了他的合法权益。韩磊向法院请求,判决多美好超市返还其个人消费的购货款20160元,并支付十倍赔偿金。

  目前,该案还处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对于该类案件,应如何进行罪与非罪的辨别,应以什么罪名定性?这显然还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仔细甄别。

多美好超市方面则向法院提交的四份生效判决。其中,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法院2017年作出民事判决查明,韩磊在该院同时起诉了多个不同的被告,且均是以所购产品没有中文标签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货款并支付货款十倍的赔偿,韩磊在多个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形式也基本一致,据统计该批案件数量在50宗以上,涉案标的达400万元以上。

  “维权打假”还是“敲诈勒索”?

同时,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法院两份民事判决、广东省珠海市中级法院一份民事判决均驳回韩磊主张的十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多美好超市方认为,应该驳回韩磊十倍赔偿的请求。

  需结合具体案情认真辨别

争议焦点一:知假买假人是否属于消费者?

  近年来,各地不断出现的“知假买假”以及职业打假人现象,成为褒贬不一的争论话题。个别“另类职业打假人”的行为,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给一些地方的执法和司法造成极大压力,甚至干扰了正常执法。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韩磊是否属于消费者。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发出《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该答复意见中,肯定了职业打假人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但也指出,“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同时指出,“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我们不支持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此外,该答复意见还指出,考虑到食药安全的特殊性及现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但是,涉及到食品和药品的领域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是相对于销售者和生产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场交易中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是为了个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为了生产经营活动或者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就应当认定为“为生活消费需要”的消费者,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范围。

  执法实践中,是真的职业打假人还是“另类职业打假人”,是“维权打假”还是“敲诈勒索”?这些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具体分析、认真辨别。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也应进一步健全完善,为基层执法提供法制保障。

一审法院认为,涉案红酒属于进口预包装食品、但没有中文标签,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规定,不能在中国境内销售,故涉案红酒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韩磊当庭出示了全部涉案红酒,可以证明其未进行食用,数次进行购买,之后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在其他法院提起若干起进口红酒无中文标识索赔案件,可以认定韩磊购买涉案红酒目的是为了营利,故韩磊不属于消费者。

  法律链接▲▲▲

一审法院认为,韩磊购买涉案红酒时已经清楚该红酒没有中文标签并进行即时录像,且购买后未食用,韩磊是明知涉案红酒无中文标签而购买的。因此,涉案红酒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也不会对韩磊造成误导,从而诱使其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进行交易。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多美好超市返还韩磊货款20160元,但驳回其十倍赔偿请求。一审宣判后,韩磊不服提出上诉。

  第一百四十八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青岛中院于2019年3月6日作出二审判决。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青岛中院认为,消费分为生产资料的消费和生活资料的消费,只有生活资料的消费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因此,判断一个自然人是不是消费者不是以他的主观状态为标准,而应以购买的商品的性质为标准,只要他购买的商品是生活资料,所以认定他就是消法所指的消费者。本案中韩磊购买的是生活资料,因而是消费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条 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青岛中院认为,如果不准知情的消费者打假,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不知情的消费者不可能打假,而知情的消费者又不准打假,则制假售假行为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争议焦点二:“职业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

  第二百七十四条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职业打假者”是不是消费者的问题。青岛中院认为,判断消费者的标准,不是以购买主体的主观状态,而是以标的物的性质为标准。

  来源: 人民公安报

“普通打假者打假多少次就转变成职业打假者,难以给出这样的标准。”青岛中院认为,难以给职业打假者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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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青岛中院认为,打假是好事不是坏事。法律规定成功的打假者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金,表明法律鼓励打假,打假是好事。打一次假是好事,打十次假不可能变成坏事。即使是社会公认的职业打假者购买生活资料时,也改变不了其消费者的身份。

关键字 : 2女职业打假人敲诈勒索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条文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案件逐步得以落实的,没有案件就没有法律的落实。”青岛中院在判决书中表述,每一起消费者针对经营者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提起的诉讼,都会或多或少促使经营者更加重视食品安全,促使消费者更加关注食品安全,进而使法律的规定得到进一步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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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的消费者都觉醒了,都成为潜在的打假者了,那么制假、售假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市场。没有了制假、售假行为,打假现象自然而然就消失了。”青岛中院认为,打假的目的可能为了获利,任何人诉讼都是为了利益,谁也不是纯粹为了体验诉讼程序而到法院来走一遭的,民事诉讼如此,行政诉讼、刑事诉讼也是如此,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目的是为了获利,法院就驳回起诉者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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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院认为,有些人把法律的枪口对准打假者,做出让打假者痛,制假、售假者快的事情,背离最基本的人民意志,因为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人民的意志。“打假也需要专业,如果多次打假者可以定义为职业打假者的话,那么职业打假者就是消费者的先驱,自然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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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三:未造成人身损害,是否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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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韩磊购买后未食用涉案红酒,且未举证证明购买涉案红酒受到损害,驳回了韩磊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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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表明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不以消费者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如果消费者人身权益遭受了损害,消费者还可加重主张损失三倍惩罚性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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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红酒是不是仅仅因为没有粘贴标签就应当被判定为不安全食品?青岛中院认为,没有中文标签的进口预包装食品,是不能通关的,本案红酒来路不正;法律规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是不安全食品,法院应当遵循法律的规定,不能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安全性再分个三六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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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12瓶红酒价款共计20160元,十倍惩罚性赔偿金为201600元。青岛中院认为,这对于作为个体经营者的被上诉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判决书显示,该案二审期间法院曾做调解工作,力促上诉人降低索赔数额,上诉人最终同意降低到退一赔四,但是多美好超市迟迟不予回应,致使本院调解工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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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青岛中院作出判决:多美好超市返还韩磊货款20160元,同时向韩磊支付赔偿金20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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